中信银行芜湖分行开展“3·15金融消费者权益日”活动

应当说，传统的中国重礼法，也重程序和形式，后来受苏联法文化的影响，导致重实体而轻程序。

在这方面大家可能会有个问题：侵犯保密权是将信息传递出去呢还是让他人了解信息的内容？这里美国有个案例，美国一个丈母娘想了解未来的女婿，她就去社区调查，丈母娘对女婿查社区信息，发现女婿有前科。讲到现在我想给大家总结一下：第一，个人信息是事关人权、基本权益（就业、医疗等个人基本利益的）。

信息流通关系国家主权，所以在以下条件即便符合许可条件，也禁止传递。所以，个人信息权和知识产权一样，肯定不能用财产权来理解。在网络时代中，浏览习惯、Cookie、定位系统等是否是个人信息？在法国对于IP地址是否是个人信息也有争论：上诉法院的判决认为IP地址不是个人信息，而信息和自由委员会（负责信息保护的个人机构）认为IP地址是个人信息。但是，德国电影中屠杀犹太人的片段，所有的都是声音全无，静悄悄的德国宪兵进去直接抓犹太人。第二，信息内容完整、正确、时新原则。

对用户信息我们分成两大类，一类是个人信息，还有一类是信息资料，这是所有软件行业、信息产业的服务红线。现在非常热的FaceBook记录了所有的好友关系，如果好友里面大部分都有一个共同点，比如六个好友中有五个虐猫。孟德斯鸠曾言：一个良好的立法者关心预防犯罪，多于惩罚犯罪，注意激励良好的风俗，多于施用刑罚。

而法治下的行政在本质上是一个对话与互动的过程，如美国于1946年制订的《联邦行政程序法》明文规定了联邦行政机构在行使制规（Rule making）和裁决（Adjudication）权力时所必须提供的公共信息（public information），包括对各行政机构的组织、职能与程序所要求的描述、行政决定的程序与实体规则、机构所采取的政策及其解释、以及争议终审裁决中的多数与少数意见等。而人民调解与行政调解协议书并无直接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的法律效力。[15]非经风险评估，任何决策不得实施、任何项目不得上马。此所谓三位一体的程序正义新思维。

因此，司法调解应该有一个刻度和限度，而不能毫无节制甚或被当做司法行为之优劣评价标准。从法哲学的角度看，法律具有双重的功能，既能对已经发生的事态作出评判和处断，又可对尚未发生的事态进行预防与防范。

其三，社会风险评估是一道必经的法定程序而非选择性事项。说理的过程与结论必须是开放的而非封闭的，否则势必导致暗箱操作。[20]前注[19]，[挪威]哈罗德·格里门书，第135页。中国法学界和实务界对情理法的关系早有精辟论述，但对其沟通机理的研究却不甚了了。

四、在程序理念创新下构建协作型法律实施关系模式任何正义的实现都不能无视程序，程序与实体一样也具有实质意义而非仅有工具性价值。依司法权特质区隔司法调解与非司法调解以优化法律判断路径。根据地方政府的实际情况，既可以设立单独的风险评估中心，也可以在现有的项目主管职能部门内部增加风险评估这一特别的新型职责。[8][英]威廉·韦德：《行政法》，徐炳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版，第192-193页。

以法律功能二元论为导引创设社会风险评估法律体系。释法说理机制最终的结果是使当事人知晓公共权力行为的依据与理由以及其结论形成的逻辑理路，如果不告知受影响的当事方并向社会公开，便无法获得当事方的认同，也难以得到社会大众的理解，更不利于接受社会的监督。

就司法本质特征与形式要件分析，司法对社会正义的实现主要仰仗于一套完整规范的程序与专业精致的技艺，所以，对社会矛盾的调处，不可只局限于司法调解，而是应当因时制宜、分类处理，在不同时期对调判关系进行不同定位并及时进行调整，比如在社会矛盾激化与尖锐期，就可以强调调解优先。然而，对综合治理的学术阐释，法理学却退场了，这不能不是一个遗憾。

法院在从事司法调解的同时，对社会调解承担业务指导的职能，还可以将部分民事纠纷和轻伤害案件，在征得当事人同意后，委托人民调解委员会进行社会调解。可见，信息系统的置放范围、比例选择、接受方法或所提供的表达方式是否具有代表性、民意性、公共性与科学性，就成为利益表达与信息交流成功与否的关键。风险评估的类型除了可以通过GDP和成本效率量化表示的经济风险外，还应当着重包括危及社会稳定和社会秩序的社会风险、导致国家权力合法性危机的政治风险和影响国家在国际社会中形象的国际风险三大类。行政调解即依托政府的职能部门，以行政机关的公信力为基础，主要解决公共行政过程中发生的纠纷，是体现政府管理的行政权运行形式。无论采用何种方式，从事风险评估的人员必须职业化、专门化和法定化以及可归责化。但是，每公顷被征收耕地的安置补助费，最高不得超过被征收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十五倍。

基层人民法院对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民间纠纷进行业务指导。仅就调解员的任职条件看，1989年国务院发布的《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条例》第4条规定为：为人公正，联系群众，热心人民调解工作，并有一定法律知识和政策水平的成年公民。

只有通过充分透彻的法律论证与严谨科学的法律推理，使当事人在认识的基础上认同、在认同的基础上形成主观意识上的自觉、达到内在观念和外在观念的统一，才能凝聚成法律的内在说服力与公信力，进而推促主动履行相应义务、增强尚法信念。释法说理应当注重表现形式与展开过程两方面的要求。

而从对调解的组织管理上分析，《人民调解法》第5条规定：国务院司法行政部门负责指导全国的人民调解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负责指导本行政区域的人民调解工作。调解与司法在定分止争的秩序价值上是一致的，但在对正义与公平的司法价值追求上则发生了一定程度的错位。

1957年，行政裁决与调查委员会进一步主张将裁判说理当成一项法定义务，因为：一项基本原则就是程序当事人应当在裁判的最后一天知晓某一特定裁决作出的理由。执法不能与执法侵权是社会矛盾激化的重要因素，而社会民众的法律执行观在压制型、命令式执法理念导引下出现误区：在民意表达方式上，不是通过温和而合理的方式，而是采取威胁或暴力抗法的极端方式来引起关注、给执法者施压，最终导致执法者与相对方关系的恶性循环。因此，为了实现程序之实质理性，在社会矛盾的化解中，需要通过三种程序性方式来实现正义：（1）看得见的正义。公共治理理论主张先自治后他治，先社会后政府。

对于任何一类风险，都应当建立起标准—次级标准—指标三级评价体系，使评估的内容细化，具有可适用性。将高中以上文化程度修改为一定文化水平。

但是，这绝非意味着对司法调解地位的贬低或轻视，而是要实现司法调解与非司法调解的对接与融通，将司法调解置于社会矛盾处理大系统中进行科学定位，以便于更好更有效地发挥调解的作用。社会调解以人民调解委员会和其他纠纷解决社会组织为依托，通过劝说、疏导、协调，促使当事人在平等协商基础上自愿达成协议，解决民间纠纷，是体现民间自治的调解形式。

但根据《人民调解法》的规定，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的调解协议，当事人可以共同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司法确认。于是，专门法律活动的大众化与专业化在语言、场景、行为三方面均需要建立起一个能够对接与融通的机制，这样才能被社会纠纷中真实的人所知晓与明白。

调解的价值不能局限于息事宁人的工具理性层面，而应当转变到保障公民权利的本体论上来认识。同时，社会风险虽然与经济风险难以完全隔离开来，但是它是自成一类的独立系统，应当构建一套单独的评价标准，并对不同的风险标的进行分门别类的评估。另参见新华网http://news. xinhuanet. com/politics/2008 - 09/05/content_9773347.htm[22]John Rawls，Reply to Habermas. in John Rawls，Political Liberalism.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6，p. 385.[23]邓小平：《共产党要接受监督》，载《邓小平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73页。既然不同的人基于不同的理由可以达成重叠共识而非基于对规则理由的一致共识达成基于理由的受束共识，而社会矛盾各方的利益分歧又是如此的尖锐，那么，单靠立基于受束共识的司法调解就显得过于单薄。

而无论是民间组织还是官方机构，又都面临如何对待与接受社会大众信息的问题。[6]判决必须说明理由这一原则今天极为牢固地树立了，在意大利，宪法本身就此作了规定。

即通过公共辩护达到广泛而一般的反思平衡（wide and general reflective equilibrium），这种平衡完全是主体间性的：也就是说，各个公民都把每个其他公民的推理和论据考虑在内了。可见，规范适用的最基本方式是司法判决而非调解。

在诸多矛盾中，公权力与私权利、利益关系的顶端与末端、管理者与被管理者被认为是中国社会最容易发生冲突的场域，而官民矛盾被认为是当前中国最突出的社会矛盾。而在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以后，社会将处于重要的发展机遇期与矛盾凸显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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